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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科学观|马伯庸:科学观首先是对历史的正确看法

时间:04-29 来源:最新资讯 访问次数:122

我的科学观|马伯庸:科学观首先是对历史的正确看法

·科学,尤其是医学,一定是和社会学紧密相关的。科学观一定是有人文作为底色的,有对于人性的见微知著作为基础,才能有好的社会效应。作家马伯庸。作者供图在我看来,科学观首先就是对历史的正确看法,从原来到现在的变化,就是怎么看待历史。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怎么看历史,也是普通人怎么去理解历史。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。写作《大医》这本书,对我的改变很大,包括各种认知。为了找到材料,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相关老书,看了整整一年半,包括每天读《申报》,在过去的文献中找到当时的味道,当时的人说的什么词,说话的方式,包括说话的语法结构。我还找了几位医生当顾问,后来发现他们可能帮不了我,他们知道的是正确的医疗方式,我说我不要现在正确的,我要那个时候可能是错误的医治方式。1910年之前,连输血血型的概念都不知道,不分血型当时怎么输血?所以只能自己翻医疗史。好在复旦大学有一位老师是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医疗史的专家,我从他那里找到了很多资料。从我个人体验来看,最初我们理解历史纯粹是从戏剧性开始的,与其说是对历史的了解,更多是对文学的欣赏。比如我们小时候听评书,听《三侠五义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等等,听到的都是打打杀杀、深谋远虑、权术计谋之类的东西。到后来,我发现历史中更有趣的是那些掩藏的,规律性的东西。比如说,中国王朝更替一般300年左右一轮,所谓周期率,这是什么原因呢?随着我们对社会经济、政治等更深的了解,也随着个人生活阅历的丰富,我们就会在这种历史更迭中找到更多的答案。很多人都知道克罗齐(Benedetto Croce,1866~1952,意大利哲学家、历史学家)的那句话: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,不少人对这句话有误解,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按照当代的政治需求去篡改的。但克罗齐的意思是,只有当代人能够感知到的东西才能叫历史。他举了个例子,说如果一个人不理解爱情,没有谈过恋爱,就没法去看克里奥佩特拉的传记,因为那就是一个恋爱脑女王的人生历程。中国历史也一样,我们看历史,不是说看到过去的那些东西,而是看过去的那些东西和现在的某种联系、某种映照,只有我们现代人理解的,那段历史才能凸显出来。我写《大医》这本书明显感觉到一点。在书里我也特别提到,真正影响历史,改变历史潮流的不是一些英雄人物或者是一些杰出人才,反而是那些最普通的老百姓。我原来也喜欢英雄史观,就像普通人看热闹,看《三国演义》就喜欢看那些名将、智谋之士。2018年,我去成都,成都当时有一个“大三国志”展,展示的都是三国相关的一些文物。但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贵重的物品,而是两块砖头。一块砖头是东汉末年的,是一块铭文砖。这块砖出土于现在的亳州(安徽省西北部地级市),当时叫谯郡,是曹操老家的墓地。砖上写的大概意思是:“你们逼我干这么重的活,都快把我逼死了,我现在已经快活不下去了,我就等着苍天已死的那天跟你们报仇。”那是在黄巾起义(东汉晚期的农民战争)前14年。说明“太平道义”已经开始在民间传播,一个最底层的小工匠开始喊出“苍天已死”的口号,说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一个期限,即“我要等到苍天已死那一天就开始反抗”。为什么后来黄巾起义一呼百应,很多人都站起来了,最后导致东汉王朝的灭亡?从这个小工匠就能看出来。另外一块砖是在西晋的太康元年(西晋开国皇帝、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,史称“太康之治”),那一年正好是晋国把吴国灭掉了,“三分归一统”,魏蜀吴三国都被晋国统一了,所以那块砖写的是“晋平吴,天下太平”。这块砖出土于现在的南京旁边。南京旁边是吴国当时的首都,这个人按说应该是吴国的臣民,但是他在这块砖上留下的文字,没有丝毫怀恋故土或者亡国的感叹,他就是非常高兴,他说“晋平吴,天下太平”。我后来研究了一下,推测这个人大约60多岁,可以倒推出他从出生起就一直在打仗,这一辈子永远在战乱中,永远在诸国的纷争中度过,到了60多岁的时候这个人快受不了了,忽然有一天发现不打仗了,天下太平了,太高兴了,他就兴高采烈地说出了那样的话。我后来和策展人聊天时说,这两块砖应该一块放在入口,一块放在出口,于三国乱世始,止于其终结,为什么?看这两块砖就知道了,它代表了最广泛的底层民众的呼声。当你看透这两块砖就会发现,那些名将、名士,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建筑在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呼声之上。当然,这些普通老百姓脑子里没有什么具体的政治纲领,但是他们想活,这是千千万万人的诉求。马克思以前说过一句话,说如果没有拿破仑,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人出来。历史趋势是不会变的,但是需要有人去推动或者引领,是英雄人物推动或者引领了这些潮流。我在写《大医》的时候,也把这个观念贯穿了进去,尤其是我在研究中国近代医疗史的时候,发现很多人,包括协和、华山的医生,他们试图建立中国自己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。但是实际的进程很难,仅仅靠满腔热血的医生和慈善体系根本无法支撑。比如说有一位叫陈志潜的医生,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,他当年在协和就搞模范卫生区,包括三级诊疗制度,积极推广卫生员制度,可以说这是解放后赤脚医生的雏形。他当时在协和搞过,在河北定县也搞过,后来抗战期间,他在四川大后方也搞过,但发现搞不下去。我在《大医》里提到这件事,做了这样的分析,我认为他们单独搞这个东西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,也缺乏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,而且像乡绅、地主,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,往往也搞不到一块,各有各的诉求,各有各的想法。所以仅仅作为一个医生,他没有办法建立起这个体系。而在新中国之后,开始推广赤脚医生,实际上这时候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政府的基层体制也能够延伸下去了,所以就能够成功。我写《大医》的过程,尤其是做调研的过程,觉得最重要的科学观,还是那句老话:科学没有国界,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。科学,尤其是医学,一定是和社会学紧密相关的,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,还是一个社会学问题。科学观一定是有人文作为底色的,有对于人性的见微知著作为基础,才能有好的社会效应。记得延安时期的《解放日报》上有一篇报道,说有当地医院的医生给老百姓做健康宣传,要老百姓争取一个礼拜洗一次衣服,这样就没有跳蚤和臭虫,就能防治传染病,结果发现老百姓都不爱听。后来调查了才知道,老百姓身上穿的是陕北当地最破的土布,一年才买得起一件衣服,如果每周都洗,不出半年估计这衣服就被洗坏了。所以,是经济基础决定了老百姓“不能爱干净”。随着自己经历的丰富,加之现在和医生群体的交往也多了,有时候和他们一起吃饭,饭桌上也会留意听他们聊的话题,越来越感到还是要回到原来的话题。我深切地感到,科学观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观,是一种人文观,如果纯放在技术上讨论,那没法深入。比如说治病这个事,不能简单地认为该怎么治就怎么治。过去,协和医院就有社会服务部,在协和建成的时候就有,而且是协和一直引以为豪的一个机构。这个部门不是看病的,而是做一些对病人的关怀,比如,穷人没钱治病,病人的愈后情况等诸如此类的事情,就由社会服务部做。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这种超越专业技能的理念和精神。当下也是这样,我接触过上海的一些医生,在疫情来的时候,上面一声令下,他们二话不说拿起包就走,没有任何犹豫或者迟疑,也没有担心会不会被传染。他们当时真的是没想那么多的事情。我还认识一位医生,已经是专家级别了,每次门诊还会看到晚上11点,他说多接几个普通号就能多看几个病人。这位医生带出来的学生也受此感召,包括药房的人都留到晚上11点,完全是自发的。这位医生是神经内科的,他感受到找他治病的患者的痛苦,他说他一刻都忍不了,能够给患者早一点解决就尽量早一点、快一点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,而是一个人文关怀的问题。所以,科学观既是历史观,也是社会观、人文观。(作者马伯庸,系著名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大医》《长安的荔枝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两京十五日》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《古董局中局》等。曾获2010年人民文学散文奖、2011年朱自清散文奖、2020年茅盾新人奖等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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